进京告御状背后的博弈

2014年05月16日14:41   文化专栏  作者:陈事美  
清康熙年间栟茶姑娘蔡蕙文书资料清康熙年间栟茶姑娘蔡蕙告御状文书资料

  “皇帝永远是对的!”这是封建专制社会百姓对君主的朴素认知,同时也是平民对社会正义、光明的寄托与希望。为何有如此认知,因为在封建专制社会,国家即皇帝的家天下。皇权至高无上,神圣无边,无从超越,皇帝因此成为百姓心目中最圣明的一个人。大清乾清宫中高悬的匾额“正大光明”也在无形中强化了这种民间认知。同时,作为皇权的延伸,“朝廷”与“中央”也在无形中代表着皇帝的圣明形象。

  拨开云雾而睹青天,在百姓看来,朝廷、中央、皇帝俨然是平民最后一道保护神。然而,这只是民间的一厢情愿,是统治阶级为维护其统治而刻意洗脑的结果。百姓进京告御状,清代叫“京控”,就是这样一种具体表现,同时也是皇权与官权、民权,中央与地方的一种权力博弈。

  进京告御状为底层百姓打开了一扇通往最高权力机构的大门。表面上看,是为了保护百姓民权,维护公平正义。但本质则是,中央控制地方的一种重要手段,皇帝期望通过百姓进京告御状的形式对地方官吏实行监督。而地方官吏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往往通过截访、打压进京告御状的百姓来实行维稳。即使是这样,如果进京所告御状都能得到公平有效处理,也多少算是百姓的一大福音,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很多时候,进京告御状只是流于一种形式,百姓告状的阻力重重,甚至皇帝本身就很不耐烦。说白了,进京告御状对百姓来说更多是一种装装样子的表面工程。

  所谓进京告御状,实乃民告官。在古代,民告官本身就是一种罪,不管你有冤没冤,有罪没罪,先打五十大板再说。看看历史上的众多进京告御状的案例,尤其是清朝留存下来的四百多例案件,哪个不是经历了艰难险阻,能进京,能上到中央,能让皇帝亲自过目,已经是不幸中的万幸。皇帝高兴了,批示两件,不高兴了,随便打发了事,甚至不理不睬。清光绪年间,进京告御状就无一例成功。

  进京告御状还属于越级上访,能坚持到京城上访申冤的,性格都是非常顽强的人,甚至有些偏执。这在中央与地方看来,大都是精神病范畴。地方官员截访打压身心俱疲,中央官员也是疲于应付。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负能量。在一个只唯上负责的封建社会,这无疑是官吏们最讨厌的。除非是皇帝下令,中央官员与地方官员才不敢有半点怠慢。

  不过,有时甚至连皇帝的圣旨都不好使。乾隆年间,山西大同常年干旱,庄稼颗粒无收,百姓食不果腹。一次,巧遇户部尚书到此巡视,见此惨景,立即上奏皇上。乾隆为此特批,免除当地劳役与粮税。然而,大同府竟然将乾隆圣旨撕毁,照常催粮收税。百姓稍有不从,就野蛮殴打。百姓忍无可忍,推举当地秀才冯良春披星戴月赶赴京城,击鼓鸣冤告御状。在刑部尚书的亲自主持下,进行一番明察暗访后,将大同府涉事官吏缉拿归案,方才平息此事。通过此案例可以看出地方的胆大妄为,撕毁皇上圣旨,就是严重漠视中央。

  在没有一个完善法制监督的封建社会,虽然皇帝与中央、地方、百姓等都希望政情畅达、社会和谐,但各方却难以形成信任机制。皇帝希望地方官员将问题与矛盾控制在基层,同时希望百姓通过进京告御状对地方形成制约。而地方官员也希望问题与矛盾不要扩大,希望平民百姓不要上访,更不要越级上访、进京告御状。同时,地方希望中央帮助维护其权威,共同压制百姓。但怎奈百姓不信任基层官员,皇帝对地方官员也不完全信任。这就形成了一个三角循环,皇帝不信任地方,地方不信任百姓,百姓不信任地方。皇帝希望利用百姓制约地方,地方希望皇帝帮助打压百姓,百姓希望皇帝治理地方。

  虽说进京告御状是皇帝允许,甚至是鼓励的,但似乎只有朱元璋才真正让百姓痛快发挥了人民监督的职能。明朝建国初期,朱元璋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为此,他甚至规定,百姓可直接绑缚贪官入京,沿途各地方不得阻拦。两千年的封建专制时期,人民群众似乎只有这时才找到当家作主的感觉。

  其实,更多时候,御状摆到皇帝面前,皇帝甚至不胜其烦。如乾隆晚期,国家百弊丛生,和珅垄断朝政,都察院为了攻击和珅,有意加大了进京告御状的数量。面对桌上一摞摞的卷宗,乾隆也非常厌烦。嘉庆时,便决心改变这种局面,还想出了中央巡视组的方法,但无奈弊端很多,嘉庆都不是很满意。最后,嘉庆还是将压力转嫁给地方,让问题矛盾控制在基层。他是这样说的:“息讼之道,全在地方大小官吏勤于听断,果能案无留牍,曲直较然,则政平讼理,上控之风,将不禁而自息。”虽然如此,嘉庆也没敢取消百姓进京告御状的权利。

  对地方来说,皇帝保留百姓进京告御状的权利,始终是官员的一块心病。于是,地方想尽各种办法对越级上访进行打压。一是对待中央采取拖延的办法,因为办案审理终须地方配合,地方官员往往以各种理由进行拖延。二是对百姓进行压制。如截访,地方政府雇佣所谓黑社会打手,在上访路上进行拦截,甚至跨省拦截。如果访民仍然坚持继续上访,就会被定性为精神病进行长期关押。还有一招就是拿访民家属做文章,将家属拘役关押,视为人质。还有一招,就是各地官员、上下级官员互相达成联盟,共同压制越级上访百姓。清道光年间,有四川访民跋山涉水,历经千辛万苦欲进京告御状,在行至今河北涿州,只差一步就到京城时,被当地官府发现,将其遣返回原籍。

  官民对立,或是官绅对立,往往也是皇帝乐于看到的。皇帝只有分化官民、官绅,才能避免官民与官绅形成合力,对皇权构成威胁。这个对立程度,皇帝也要进行拿捏,掌握好火候。太和谐不成,对皇权产生威胁,太激烈也不行,同样威胁统治。

  晚清四大冤案之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便是官民官绅对立太过激烈的结果,慈禧不得不亲自出面,对浙江官场痛下杀手,进行重拳整治。其实,慈禧此举也不完全是为一介草民申冤,而是整治斗争使然,以此借机打击政治对手。在杨乃武与小白菜一案中,还有一个细节不得不说,那就是杨乃武的姐姐进京告御状,要向上奏冤情,先要过滚钉板一关。此为传说,史载中没有出现。但由此可以看出,草民进京告御状所付出的代价是何其沉重。对进京告御状的百姓设立如此巨大的障碍,也说明皇帝的本意并非真正想为平民维护正义。如果说冤枉了皇帝,那至少也说明封建的中央政府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

  其实,除了进京告御状,还有拦轿申冤的形式,但拦轿申冤随意性比较强,概率小,且同样会以扰乱秩序而受到惩罚。因此,我们不做深入讨论。

  草民在不断盼望着“青天大老爷”,期待圣主明君,草民认为,皇帝永远是对的。而皇帝依然坐着自己的皇帝梦,正如嘉庆皇帝所说“小民健讼刁风,固不可长。”如果草民觉得有些失望时,嘉庆又说了“若一概禁遏,使民隐不能上达,亦恐覆盆之冤无自而伸。”瞧瞧,皇帝还是给草民留了希望,因为要让草民心中永远根植下一句真理——皇帝永远是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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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关键词: 告御状 博弈 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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