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无前例的通缉令
由于顾顺章知道的内幕实在太多，他的叛变让中共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毕竟，许多基层的“交通线”和“联络员”，都是顾顺章一手建立起来的，而这些，连周恩来都不可能尽知。
顾顺章叛变后，武汉方面的中共“联络员”全部遭到捕杀。同时，几个中共要人也死于顾顺章之手。当时，恽代英被关押在南京，化名王作霖，国民党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而中共方面的营救也有望成功。顾顺章一到南京，立刻揭露了真相，恽代英旋即被处决。
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向忠发，也是因为被顾顺章摸清了习性，才遭到逮捕的。当时，中央为了保护向忠发，让他去江西的“苏区”。谁料，向忠发临行前却不顾周恩来的告诫，偷偷去与情妇会面并迟迟不归，最终落入了顾顺章的埋伏。
向忠发被捕后立刻叛变，出卖了组织和同志。虽然蒋介石得知后急电暂且保留向的性命，但急于邀功的国民党上海当局还是于1931年6月23日晚将他枪决了，前后不过两天时间。行刑前，向忠发跪在地上，苦苦哀求饶他一命，但无情的子弹还是结束了他的生命，他同顾顺章一道，成为了中共党史上最受唾弃的人物。周恩来曾这样评价向忠发：“他的节操还不如一个妓女。”
1931年6月，顾顺章亲自带人到香港，抓获了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和森。蔡被捕后，被引渡到广州，惨遭杀害，年仅36岁。
1933年，陈赓从鄂豫皖苏区赴上海治疗腿伤，也在上海落入了顾顺章布下的罗网。只因陈赓早年对蒋介石有救命之恩，“特赦”之下才逃过一劫。
1932年，中共中央决定迁往江西，因为在上海实在无法立足了，由于顾顺章的叛变，中共在城市的工作极难开展。
顾顺章可以说是中共地下党的真正克星。他叛变后，那些曾经与他相熟的人，在上海完全呆不下去。比如周恩来，长期直接指挥顾顺章。顾顺章已经对他的思维方式、生活习惯、活动规律、伪装技巧了如指掌。
而周恩来亲自带人勒死了顾顺章的家人，也使得顾对他恨之入骨，必欲捕之而后快。周恩来的地下工作经验再丰富，也不得不离开了。1931年，在中央机关决定迁往江西前，周恩来便来到了江西。离开了这个灵魂人物，上海的中共中央一蹶不振，再难有所作为。
鉴于顾顺章穷凶极恶，对中共白区工作造成了极大危害，中共中央决定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名义，对顾发出“通缉令”。1931年12月1日发布的《苏维埃临时中央人民委员会通缉令——为通缉革命叛徒顾顺章事》，正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的，通缉令历数顾顺章的种种罪行，并称：
要严防国民党反革命的阴谋诡计，要一体缉拿顾顺章叛徒，在苏维埃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应将他拿获交革命法庭审判；在白色恐怖区域，要遇到这一叛徒，每一革命战士，每一工农贫民分子有责任将他扑灭。缉拿和扑灭顾顺章叛徒，是每一个革命战士和工农群众自觉的光荣责任。
在中共历史上，由中央政府对一个叛徒特下这种“通缉令”，可谓极为罕见。
顾顺章惨死狱中
多行不义必自毙。顾顺章投入国民党的怀抱后，由于个人野心极度膨胀，摇摆于中统和军统之间，在两方面都邀功买好，因而不久便遭到中统的冷落。
再加上共产党的机密，顾顺章知道的再多，也是有限的。当他叛变之后，这就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几年后，当顾顺章身上的资源逐渐消耗殆尽时，豢养他便成了一笔性价比越来越低的买卖。
1933年开始，顾顺章逐渐感到自己在国民党一方失去了利用价值，不甘寂寞的他开始和一个叫蒋云的人密谋建立“新共产党”。
顾顺章虽然担任过中共的政治局候补委员，但其主要负责的是中央特科的行动，对政治一窍不通。因此，他将组建“新共产党”的筹备事宜交给了蒋云来做。
当蒋云搞出了“新共产党”的章程、政治纲领和一个“五年计划”并交给顾顺章后，却被担心走漏风声的顾顺章残忍地杀害了。
这一切，都被顾顺章的贴身保镖林金生看在眼里。
林金生没有文化，顾顺章对他很放心，许多机密的事并不避他。然而这一回，顾顺章背信弃义、过河拆桥的举动却让让林金生胆战心惊。
不仅如此，1933年底的一天，顾顺章突然把林金生叫到密室，要他干掉徐恩曾和陈立夫。林金生当然不可能完成这么“艰巨”的任务，另一起意外的发生终于使他痛下决心，离开顾顺章。
一天，顾顺章派林金生送封信到一个饭店。那天天气很冷，林金生身穿大衣外出，顺手将信放进了大衣口袋。谁料到了饭店，摸遍全身，并不见密信的踪影，想必是在半途丢失了。林金生无奈，只好硬着头皮回去向顾顺章汇报。顾顺章阴沉着脸，一双狐疑的眼睛在他脸上扫来扫去，却没有像平时那样发火骂人。这是一个不祥之兆，林金生头皮发麻，知道顾已经对他起了疑心，恐怕迟早要对他下手。
当天夜里，林金生左思右想，终于横下心来：与其束手待毙，不如先行一步，死里求生。他表面上不动声色，找个借口离开了顾家，立即往特工总部面见徐恩曾，告发顾顺章。
徐恩曾听完林金生的揭发，大为吃惊，他叮嘱林金生回去不要声张，先稳住顾顺章并监视其动向。林金生却吓得连连摆手说：“徐先生，我是不能再回去了，即使待在南京也很危险。只求徐先生给我找个远离南京的去处。”徐恩曾不好勉强，思索片刻说：“最近陕西省党部正好跟我要人，你就先去那里吧。”并当即做了安排。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徐恩曾表面上一如往常，暗中则做着除掉顾顺章的准备。
1934年5月，徐恩曾在特工总部召开中统高层会议，顾顺章赴会。经徐恩曾暗中授意，有人突然对顾顺章发难，严厉指责其违反中统纪律，“不服从命令，而且企图另树一帜”，应予严惩。顾顺章对此毫无心理准备，自然不肯示弱，当场与之激烈争吵起来。争执中，该人突然掏出手枪，对准顾顺章，顾顺章亦欲拔枪示威。徐恩曾假意喝住，收缴双方手枪。会后，以调查为名，顾顺章即遭软禁。
几个月后，顾顺章被正式拘押，囚于南京监狱，后转押于中统控制的苏州军人反省院。在此期间，陈立夫、徐恩曾积极进行置顾顺章于死地的活动，一面搜集证据，一面上报蒋介石批准。终于，蒋介石感到顾顺章已失去了利用价值，又对其试图组建“新共产党”的政治野心深抱恶感，点头同意对顾处以极刑。
1935年6月，顾顺章被秘密处死于苏州监狱，死况甚惨。由于他在特务中名气很大，传说其不仅精通化妆术、魔术，而且还会催眠，甚至“土遁术”。为此，临行前特务给他穿了“琵琶骨”，以防其逃跑。
叛徒改写了历史
顾顺章的叛变，改写了中共的历史，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此后中国历史的走向。1933年初，中共中央被迫从上海迁往江西的“中央苏区”。本来，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在组织上，中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立足于城市、致力于工人运动，才是中共的“正途”。也正是基于这种观念，当毛泽东等人热衷于农民运动，创建农民军队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曾对此大加反对和指责。
在顾顺章叛变前，要让中共中央迁往乡村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共产国际还是中国共产党，甚至毛泽东本人，都不曾想到会把工作中心由城市搬向乡村，也没有谁敢主张将党的基础从工人转移到农民身上。由于顾顺章叛变这一偶然事件，再加上左倾的城市暴动，工人运动遭到镇压，元气大伤，中共中央最终决定从城市走向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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