课堂上的许子东。在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的文集《许子东讲稿》中，第一卷《重读“文革”》围绕描述“文革”的五十部小说展开文学批评；第二卷《张爱玲·郁达夫·香港文学》对二十世纪文学史上重要作家及地域文学进行研究，记录的是上世纪80年代所反观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有别于前两卷的学术文章，第三卷则是他“越界”为《锵锵三人行》嘉宾在公共传媒上发表的言论，涉及社会、政治、外交、经济、教育及心理、性别、医疗……许子东自言，“如何有这般知识能力，怎么有这样的文化资格，哪里来这等政治勇气，来谈论这么多这么广泛的重要敏感复杂的话题”，怀揣着这样的忐忑，他将第三卷命名为《越界言论》。
何为“界”，如何“越”？在第三卷的序言中，许子东提到他的目的在于，“梳理检讨反省自己的言论，并向读者观众坦白交代，第一，这些越界言论是怎么产生的？经过一个怎样准备、讨论和传播的过程，有些什么‘言论生产过程’的背景和‘内幕’？一个客串传媒、试图表达书生之见的人，怎样又被传媒所操控和改造。在‘言论’有意无意的调整策略后面，是否也记录了十多年来‘界线’(禁忌)的变化痕迹？第二，这些‘越界言论’背后有没有真的属于我个人的一贯的想法和思考？第三，归根到底，我为什么要‘越界’？为什么会有这些言论？这些言论与我所处的公众空间，和我的个人生活，又有着什么样的关系？”
对我来说，电视就是“散文”
记者：您将文集第三卷题名为《越界言论》，“越界”具体该如何理解？
许子东：越界有三个意思，或者说有三难。第一个意思是行业的界，我是一个大学的中文系教授，这是我的本职工作，到电视里讲话那是玩票、客串、“不务正业”，这是我的第一个越界。
第二个意思是我们要挑战意识形态的边界，换句话而言就是要挑战一些管理的边界。《越界言论》这本书交待了我们做“三人行”的内幕和这之后的某些无可奈何，国家对于意识形态的管理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今天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大的变化在于以前的管理是管思想，而现在的管理是管行为。以前，所有写东西的人都是我们文艺队伍里的战士，因此管理的是内部思想的统一；而上世纪80年代后则发生了改变，有一个口号是“作家要自由，出版守纪律”，作家写什么是自由的，但是出版发表电视等等是严格管理的，现在是将其当做一个社会群体，彼此之间有共同利益但也有结构性的矛盾，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管理是从“家规”走向了“国法”，这是一种与时俱进。这种意识形态的挑战并不是最困难的，因为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最大的挑战在于挑战主流民意。“三人行”节目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原动力是跟网络和民意进行互动。对传统媒体上的新闻不满意，你可以将报纸扔了、电视关掉，但到了网络上，你有了互动的权利，这下民意就表示出来了。这种民意有三个规则：穷人比富人好、民众比做官的好、多数比少数好。以“人民”自居，好像一有“人民”的概念，道德的天然性就建立起来了。但是，这三条原则却不见得是正确的，穷人不一定比富人道德，民不一定就比官更正确，少数人的专政固然不好，但多数人的保证也很恐怖。这种挑战就是第三个“越界”。
记者：这种“越界”对您而言有什么特别之处？参与公众传媒对您自身产生了什么影响？
许子东：我们是通过传媒发言，希望讲一些自己的看法，但于此同时传媒对你也会有改造的作用，这个是双向的，对我而言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个，我身在香港的学术界，这是一个英美的学术圈，所以如果我不做电视节目，那我对国内的很多事情都不了解，因为做了电视节目，我对国内的网站、报纸多有关注，对很多事情有了了解；第二个是我会去注意网络上的意识形态、民众的意见，作为一个读书人看了这些之后也会有自己的意见和看法，那么就会发表一些言论。其实其他的学者朋友也都有，只是大家用的渠道不同，有些学者是一边做研究一边写散文，每年出一本散文集，对我来说，电视就是我的“散文”。
放低姿态，以公民身份发言
记者：有一种质疑的声音，认为学者应不应该参与公众传媒，这种观念背后有一个潜台词是公众传媒可能会对学者自身的学术工作产生负面影响，您怎样看待您的“越界”？
许子东：在越界的过程中我有一个原则，那就是我在写书时我是一个教授，是一个学者，但一旦到了公众媒体，那我就不再以一个教授的身份说话，而成为了一个普通的公民。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有自己对当下发生的事情发表意见的权利，对此我是有所区分的。为什么要区分开来？其实在于我认为有三忌，第一个忌在于到了公众领域后却仍然用原来的身份讲话。我常常看到新浪博客对于一些社会公众事件的摘要是“北大教授两点，关于……”、“香港教授两点，关于……”，这是很不负责任的。一个人发表言论，是他这个人在发表意见，而不是他的身份在说话，否则便会对公众造成误导，认为他的专业身份可以对任何事件都发表意见。第二忌在于换界后身份不变，但腔调变了、态度变了。第三忌是我自己最要警觉的，那就是因为对着大众说话反过来影响到自己的专业研究。
记者：当您以学者的身份对社会事件发表意见时，虽然不见得是从一个更为专业或者学理的角度来发表意见，但是否可以说是从更广泛的文化批评的意义上来进行的呢？
许子东：我并不去想这些，而是从一个公民的身份去发表意见就行了。作为一个学者，不可以对那么多不熟悉的东西发表意见，而作为一个公民，这些社会事件关系到我的生活，那么我有权利对此发表言论。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观点是不可以随便变动的，作为学者和作为公民的观点是要基本一致的，不能违心。
记者：有一个问题是，以学者的身份来发言时有一种可能是被当做一种权威，您在公众传媒上发表意见时是否会考虑到自己对大众思维、观点的影响？
许子东：我的界定就是要放低自己的姿态，以公民身份发言，讲到自己的专业那就在这个范畴内发挥自己的专业，不在自己的专业内那就以公民身份讲常识。为什么要讲常识，因为常识在这个时代反而是最为缺失的，很多时候讲常识反而回到最正确的地方去。做电视会将自己的声音放大，一旦放大后人就会自我晕眩，觉得自己很重要，认为自己真的是某种代言人了，这是我一再告诫自己的。我反复跟自己界定的是我同行的圈子里比我能说的、学问好的都有，并不是你特别能干，只是别人并没有这样的精力或者还有某种顾虑。所以不要把自己看做是某种代言人，不要被一些东西眩住，以为自己站得高了就是真的高了，那是自己骗自己，我不是用此来批评别人，但我自己引以为戒。我觉得这也是现在读书人涉及媒体时一种普遍的焦虑，但是社会的发展这又是一种很难改变的趋势。我们回想五四那个时期，鲁迅他们是不拒绝大众媒体的，他们也没有端那种架子，只是说自己的话而已，以独立的个体来发表意见，而不是以自己特殊的身份。
记者：您提到在自己的专业内可以发挥专长，那您认为进入到公众传媒时学者是否应该担负起更高一级的知识传播的功能呢？
许子东：这是很困难的，在谈话节目中要表达你的学术意见、文化意见是非常难的。第一，这个节目的形式时间是很短的，它不容你铺开、不容你讲道理。在学校里教书凡事是要求一二三四的，但是这个节目它根本不允许，它必须直奔那个最耸人听闻的、最吸引眼球的话题。第二，谈话节目的好处是你要跟不同阶层的人对话，他不是你专业的，有时候你讲一个观点他“捣糨糊”不知道给你捣到哪里去了，但你不能怪他，这个时候你就要放低姿态。如果是自己的研究生，你可以说他连入门的水平都没有进来，但这是在模仿一个公众空间，公众空间就是要对不同的人说话，这是一个市民客厅，你不能来教训人家，所以我们是尽力而为。你面对一个社会公众发言，你就得受很多限制。
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应该是写书、做电视、网络都一致
记者：网络时代言论与传统媒介最大的区别是公众有了发表言论的空间和机会，由此广大的民意产生了，您上面提到这种广大的民意并不具有天然的正当性？
许子东：一般的人面对公众媒介时只考虑到管理部门的限制，那么他们就会将事情二元化，将老百姓与之对立开来，认为只要站在老百姓的角度考虑就可以了。“公民”是一个法定概念，“人民”这是小于“公民”的一个概念。“人民”是什么定义，很少有人去想。“人民”是一个群体概念，它区别于自古以来的“人”与“民”的双重意义，在现在的概念中“人民”是一个小于人，大于民的概念，“民众”则是更小于“人民”的一个概念，广大的民意就是这些最小概念的“民众”意见。
但作为读书人，这是双重的挑战。老百姓的意见也不见得都是对的，或者说是值得反思的，这才是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在做电视节目时我是一个公民，但我将它变成一本书时，我又做回一个读书人，我会讲“我为什么说这些话”、“这些话的生产机制是什么”、“背后有多少苦衷又有多少突破”，这是我写书时需要说的话。
记者：网络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发表自己的言论，而这种网络言论往往也出现很多乱象，您如何看待？
许子东：我觉得还是积极的作用更多，否则的话这些声音都听不到。如果没有网络，那我们接收的就是单一的声音、单向的信息，对世界的认识是更清楚还是更模糊呢？当然也有不好的地方，但相对而言还是好的更多。不好的有几样，一个是会伤害私人空间，有时候会损害到个人，这需要法律加上网络系统的监管比如“实名制”来解决。第二个是会造成一个虚幻的民意，使更多的人去追逐这种点击率、追逐这种民意，但造出的这个民意不一定正确，或者说不一定具有独立思考，这是一个隐患，很容易变成民粹主义的工具，而这正需要更多的知识分子介入，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可见，网络不好的地方是可以解决的。
记者：也就是说，您特别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介入到公众媒介时一定要保持独立思考的精神？
许子东：知识分子独立思考的精神应该是写书、做电视、网络都一致，这是不应该放弃的。身份可以变、观点不可变，最坏的就是身份不变、观点变了。这种现象是存在的，这也就使得很多严肃的知识分子不愿意掺和在里面，因为他们觉得一旦介入到公众媒介中怎么就变了一副样子，他们宁可洁身自好。但我认为只要避免媚上、媚俗、炒作捞好处这几点，真正以知识分子的独立姿态就可以了，读书人就应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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