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常委葛剑雄在一些很重要的会上总是喜欢抢先发言。他素有“大炮”之称，但他其实不喜欢这个外号。另一个让他反感的是“士大夫”标签，“今天中国社会你再抱着士大夫的情结不现实也做不到，我从来不把士大夫作为我的目标。”
记者/李纯
摄影/沈煜
8月25日，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出席全国政协十二届常委会第七次会议，并作与反腐工作有关的报告。在王岐山作报告前，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说：“岐山同志讲完了，留了半个小时给你们互动，大家可以提问发表意见。”
葛剑雄算了算时间，王岐山的脱稿报告讲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演讲结束，坐在第五排的葛剑雄又是第一个举手，站起来：“我是教育界的葛剑雄。”
外界问葛剑雄你提问是不是安排好的，葛剑雄觉得好笑，小组会议他第一个发言几乎成了不成文的惯例。
“第一个发言有什么不好？”葛剑雄觉得第一个发言好处很多，比如时间比较充分，刚刚开会也不会有领导走掉，更不用担心提问跟别人重复，“往往第一个问题之前，大家会有谦让犹疑，这个时候我来发言不是最好吗？”葛剑雄最担心的从来不是问题没问好，而是“落在后面就抢不到发言机会了。”
“政协开大会我们发言时间有限，一个小组三十几个人，半天会开足了不过三个小时，摊在每个人头上有多少时间呢？这种情况下用不到四平八稳的言论，也用不到先充分肯定成绩，我就直截了当地谈存在的问题。”葛剑雄又补了一句：“我并不是只有批评。”
外界将葛剑雄称为“葛大炮”直接起因于“喊话教育部长”事件。2012年3月，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组会上，主持会议的前教育部副部长赵清平跳过自由发言的环节直接让领导发言，葛剑雄突然起立喊道：“我要求教育部对2012年考研泄题事件作出答复，并向全体考生道歉。这样的事情不止发生一次，怎样弥补考生的损失，究竟在教育部考试中心内部存不存在腐败犯罪行为？”
那次喊话以后，葛大炮的名号就一直跟随着他。前不久上海一家媒体办了一个新栏目请葛剑雄帮忙拍摄宣传视频，第一句话就是：“我是葛剑雄，大家都叫我葛大炮。”
葛剑雄叹了口气，“我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葛大炮这个说法，因为不存在。如果你们意思是我发言多声音响那么这还可以，如果理解为我常发表激烈的和政府相反的意见那事实不是如此。”
去年3月政协换届，俞正声第一次给常委开会，谈到“政协的功能就是讲话，说了以后人家不听还要继续说。”葛剑雄听完以后很受触动，“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大炮或者小炮，关键在于如果是炮的话怎么打得准，发挥作用并掌握住分寸，才是重要的。我们的发言不是一味讲究尖锐应该还要讲究实效。”
内外有别
葛剑雄对媒体友好，几乎来者不拒，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不清楚边界。他最喜欢对媒体说的两个词是“恰如其分”和“内外有别”。王岐山的会议结束后，很多媒体找葛剑雄套王岐山演讲内容，葛剑雄说：“根据政协的规定这种会议不能公开，所以不能由我来说王岐山同志讲了什么，我没有这个权力。”
葛剑雄有自己的提案逻辑，“政协的提案应该恰如其分，不大不小。太大的提案不是政协的责任，特别不能太空洞要有可操作性，总之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
解决问题才是葛剑雄的目的，而不是批评。他的第一个提案是“恢复学生电影专场”，“文革”前上海电影院有周末学生场，价格类型都适合学生看。提案很快被采纳，事后葛剑雄总结：“这种提案顺应历史潮流，不需要太多条件，容易实现。”
葛剑雄从来不使用民主宪政自由这一类的宏大辞藻，他不喜欢谈理论，不划分派别，“我对中国的哪一派都不赞成，我也不认为我属于哪一派。”
直到现在，葛剑雄还对“文革”中意识形态的政治斗争感到厌恶。“文革”期间，葛剑雄写了入党报告，却被工宣队的一个指导员举报，领导说得再调查。“他自己和一个临时工干一些不正经的事情给我的学生发现了，我觉得这是阶级斗争问题应该要反映。”反映完以后，那位指导员又反过来向领导举报他。葛剑雄没能成为共产党员。
1978年国家开放研究生入学考试，葛剑雄选了历史地理专业，因为“哲学、文学涉及到思想政治太危险了”，而历史地理似乎“很安全”。
葛剑雄总能让自己行驶在安全的路线上，不闯红灯不超车，照样能够到达目的地。“他的提案是在现有体制下可以解决的，他在理想和现实之间的拿捏非常准。”葛剑雄的学生侯杨方对记者说。
去年“全国两会”葛剑雄提交了一个提案，希望国家能制定离任国家领导人和退休官员礼遇和待遇条例，把离任领导人和官员享受的待遇、时效以及适用对象是否包括家属等全部规定清楚。
提案出来以后被国际媒体炒作成“世界上最大胆的提案。”
“其实恰恰相反，真就有国家领导人给我写信，表示希望我的提案能够通过，因此根本不存在大炮不大炮的问题。”葛剑雄说话总是留有余地，“提案也不是越尖锐越好。”
“葛剑雄的提案有他的特点。他不是在一个顶层设计的视角，而是就一个个具体的问题提出议案。如果具体的问题点出来，自然会上升到更加原则的问题。但即使是点上的问题官方也会有所顾虑。”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对记者说。
并不是每个提案都会立刻得到解决。2012年李克强参加政协联组会的时候，葛剑雄提出国家应该设定统一的财政年度(指一个国家以法律规定为总结财政收支和预算执行过程的年度起讫时间)。我国的财政预算是从1月1日开始执行，而全国人大是3月份开，一年的预算要到3月份才通过，“每年一二月份的钱还没审批呢，政府就先开始花钱了。”葛剑雄觉得这个现象很不严肃。
连续提了两次以后，有关部门打电话给葛剑雄，解释如果设定统一的财政年度“会有很多不便”。葛剑雄听完还是不满意，“我不能强制你执行但是我今后会继续提的。”
影响力大了以后，葛剑雄成了个私人信访办，从普通民众到商人、学者，信件不断，还有的干脆找上门，不给解决甚至闹自杀。一开始葛剑雄耐心地回信，后来发现这项工作占用了他大量的时间，却“并不能解决问题或者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山东有个上访者不停给他来信，每次来信他都帮忙把信件转到山东省政府、省委，结果一次回复都没有收到。
“那我怎么回复人家？回信增加人家的期望值实际上是空的，我说我已经给你转到哪个部门可是又不会有消息。”葛剑雄现在很少回信了。
对公共事务介入越深越容易陷入争议。2008年的两会上，一个号称将投300亿元巨资建设的“中华文化标志城”引起激烈争论，网上对该项目一片声讨。而葛剑雄是这个项目的首席专家，无可避免招致责骂。
“大家都知道设立一个项目是一回事，做这个项目又是一回事。如果你认为我这篇作文做得不好我接受你们的批评，如果说不该做这篇文章你要去批评出题目的人。”葛剑雄流露出失望的情绪，“中国公共讨论的氛围差很远，少惹为妙。”
“有一些议题上他知道出来以后吃力不讨好，他没有精力也没有兴趣和别人辩论，所以他就保持沉默。”侯杨方说。
除了每次开大会提出提案，葛剑雄更愿意通过内部刊物和有关部门的情报简报传递意见，或者直接给领导写信。有些问题触及到民粹的南海争端、领土争端，和主流民意有落差的，葛剑雄会私底下给中央领导写对策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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