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论坛聚焦中国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以下简称《舌尖》)第二季一经播出，便成为全民关注热潮，片中出现的食材销量成倍上升；北京电视台和上海电视台的纪实频道分别上星，国产纪录片的播放比例将得到提高；国产纪录片走出“免费赠送”时代，西方主流媒体开始购买中国纪录片⋯⋯近年来，中国纪录片创作与传播可说是捷报频传。
在刚刚落幕的第20届上海电视节上，纪录片成为一大热点。据悉，本次电视节共有来自48个国家和地区的335部纪录片参加纪录片单元的竞赛项目，最终21部参赛片入围。这些制作精良、视角独特、主题深刻的纪录片，真实地反映了当今世界社会的发展潮流，触发人们对未来社会发展的思考。而电视节期间举办的白玉兰论坛，也专设了“中国纪录，世界关注——建立国际化的中国纪录片生态产业链”和“大师班：纪录片的新闻性”两场讨论，从不同角度对中国纪录片的创作现状进行梳理和分析。
“希望变成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近几年来，中国纪录片有了长足进步。尤其是《舌尖上的中国》系列的出现，让纪录片走进千家万户，并带动观众认识了一系列的中国优秀纪录片。观众热情，政策扶持，各种利好消息开始让人们感叹，“纪录片的春天来了”。但是在纪录片制作人张同道看来，这“春天”并不都是和风细雨花好月圆，纪录片的春天，才刚刚开始。
丰富的历史和现实，使中国成为纪录片的富矿，这已经是所有纪录片人的共识。而中国纪录片要走入春天，如何做好“挖矿”工作，是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纪录片的‘富矿’和铁矿、煤矿完全不一样，美国人来采挖中国的煤矿是不允许的，但纪录片这个‘矿’谁都可以挖。关键是我们有没有独到的发现，有没有在这个题材中找到特别的价值、特别的判断，然后用一种有魅力的、艺术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导演能不能让观众在看的时候，有一点幽默的感觉，获得一点愉悦，而愉悦背后又装着思考和责任。如今，我们更多的还是直白的作品。所以，中国纪录片人还需要更多的时间去研究这个问题，才能把好的题材转化成好的作品。”张同道表示。
对于中国纪录片的生存现状，资深纪录片导演梁碧波则讲得更为直接：“坦率地讲，情况不是特别好。”在“大师班”讲座上，他如此直言。梁碧波举了一个例子：去年年底，国家广电总局要求每个省电视台晚上都要播半个小时的纪录片，但半年过去了，纪录片的市场需求并没有明显增加。“眼下，纪录片的大形势是有希望，但希望变成现实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中国纪录片在蓬勃发展，但在这蓬勃之下，仍隐藏着诸多外人无法接触到的问题。梁碧波分析了当下纪录片导演队伍的年龄结构：“35岁以下的人特别多，40岁左右的人特别精贵，50岁以上的更精贵了。”为什么？“在上世纪90年代，一些有追求、有理想的从业者都往纪录片行当里面走，纪录片是时尚的代表。但到了2000年以后，制播分离，收视率成为考核标准，娱乐成为全国人民最关心的话题，纪录片就边缘化了。从2000年到2010年这十年间，中国纪录片几乎没有发展。这十年里面，中国纪录片几乎没有出什么人才。”他说。
这位资深纪录片导演还有着更深的体会：他制作的每一个纪录片都是四大特点：时间紧、任务重、钱很少、“菜鸟”多。“每一部片子都要熬夜，从来没有从容地把一个片子做完；对片子的要求动不动就是国际视野，国外拍片子，拍摄的许可比国内难得多，这种任务是相当重；钱少，永远都是钱少，每一个投资方基本上是心比天高，钱比纸薄，总是让你捉襟见肘，拿着阿凡提的钱，让你拍阿凡达。”
至于“菜鸟”多则是十年断层造成的结果，“30到45岁成熟的导演很少，制片人通常会找一个明白人，领着一堆‘菜鸟’，由这个明白人画出表格，让‘菜鸟’去填空。我最多的一次是领了27个组。还有一次同时搞六个项目，那脑袋就像老式电视机的频道一样，拨这个频道才能想这个。”梁碧波感慨。
显然，在真正走进“春天”之前，中国纪录片还需要更好地重视自身存在的问题，才能有长足进步：“当我们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还是要看到自己的问题。现在仍有不少纪录片选题空泛，不接地气，与社会大众关心的热点没有关系，没有建立工业化的生产流程，通常都在‘打群架’，很多时候还在自我欣赏，没有考虑到现在的媒体属性。我们作为纪录片人，应该要承担责任。”梁碧波说。
“国际化不是一个简单议题”
除了国内市场有大幅度开发，中国纪录片在海外的拓展也已取得很大进步。如今，每年在各大国际纪录片的制作会上，都能看到中国纪录片的身影。中国的一批优秀纪录片也已进入欧美主流播出平台。更为关键性的是，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如果播中国纪录片，需要以购买的方式来播出。而在过去的那么多年里，中国纪录片是以赠送的方式进入国外电视台，但多数赠送的节目并没有能够播出。
作为中国纪录片创作的“国家队”，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一直跟各个国际制作公司有着合作，在本次电视节上出现的3集纪录片《隐秘王国》，就是央视纪录频道国际合作的最新成果。在论坛上，来自该频道的周艳分享了一组数据：2012年到2013年，通过国际电影总公司，85%央视纪录频道的原创在海外都有发行，累计发行额超过了100万美元，整个频道的节目发行覆盖到了海外86个国家和地区。《舌尖》系列、《超级工程》、《丹顶鹤》等在意大利、德国都有播出，本月全美350个城市可以看到《舌尖》这部片子。
这是走在最前面的中国纪录片，已经非常国际化。但是对于更庞大的中国纪录片产业，国际化之路才刚刚开始，需要面对诸多问题。
“国际化不是一个简单的议题，不是一厢情愿地配上英文字幕就叫国际化，也不是跟外国人合作就是国际化。国际化是一种讲述的方法，国际化是一种价值观。国际化就像我们的普通话一样，要说得互相要听得懂。”张同道表示，“我们要分清楚，哪些题材适合国际化，哪些题材不能国际化。就像中国历史，美国人对中国历史的了解，一个孔子，一个秦始皇，一个毛泽东，顶多加一个末代皇帝。如果再加宋徽宗等名字，美国人就要晕倒。所以，国际化需要更细化，找到最大可能的国际化效果。”
“我们原来会觉得国际化听上去非常美好。国际化了，我们的市场就打开了，制作就跟上了，我们就能赚到钱了。”周艳说，“我的感受是，国际化意味着我们要遵守更多的规则，意味着我们要提高自己的标准，国际化不仅是甜头，可能更多的还有苦头，要做好吃苦头的准备。”
而国际化带来的好处之一，是能拓宽中国纪录片的视野，从国外同行中学习经验。张同道举例，美国纪录片《谁杀了陈果仁？》曾经带给他深深震撼。“我震撼的不是片子的内容，因为这个事件我早就知道，一个华人在美国被当做日本人杀害。我震撼的是作品的表现方式，这么一个悲情的作品，居然里面大量使用了摇滚乐，怎么可以把一个悲情拍成这样娱乐化？原来一个严肃的主题，也可以做成有娱乐性的，也可以做成易于在公众传播的一个作品。”
“我们不能用创作替代管理”
中国纪录片要进入国际化，还有一个前提：产业的支撑。“如果中国纪录片不能形成一个产业，只有个别的作品去国际上参展，那跟国际化是南辕北辙。没有国际通行的准则，根本谈不上一个产业的建立。”周艳说。
确实，产业推进，才能让整个行业繁荣，支撑到行业的各个层面，中国纪录片产业有没有“链”？我们的纪录片产业生态是否已经进入了良性运转？
“我有一个基本的价值，先谈职业化，再谈职业理想，如果不是一个有职业精神的人，没有基础来谈理想。如果我们把纪录片看成一个产业，其中最基本的一个东西，就是契约意识。但在中国，契约和规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我们建立规则，似乎就是用来等待被破坏的。契约没有解决的话，产业是很难建立起来的。我们不能用创作去替代管理，不能用个人化的喜好去替代一个产业化运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这恰恰是我们在国际化中最应该学习的部分。”谈及这个话题，周艳如此表示。
除了契约意识，在当下中国，纪录片的产业化和导演个性化也容易产生冲突。“产业中很大一部分是产业工人，我们的纪录片人很不愿意承认自己应该从一个产业工人做起。但是，不愿意承认这一点的话，可能很难符合大规模生产规律。只有当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基础后，才有可能有更好的条件做个性化的产品，才有可能推出更有导演感、更有艺术感的留存历史的作品，当我们失去了产业基础之后，那些艺术的创作可能都会失去一个基本的条件。”她说。
上海纪实频道总监干超曾在参观美国DISCOVERY时，特别观察了他们各个环节的生产模式：从导演到制片，到网络运营，到播出平台，DISCOVERY在每一个流程上都建立了自己的模式：导演有讲故事的模式，节目的制片人掌管资金和控制流程，模式化保证了制片人的进程和财务的规范性。这些模式统一起来，就成为其商业纪录片的商业标准。在他看来，中国纪录片在繁荣市场的同时，也应该寻找到自己的产业标准。
“一个真正健康的产业化，可以保护纪录片的艺术性。如果我们丧失了一个产业的基础，如果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情做成可持续的、并且更大众的话，那我们个体的创作，就是留在家里的个人的孤芳自赏。如果我们想有一点媒体责任，想让我们的价值得到传播，商业的手段能达到更好的效果。有了大众化的产品，才可能有更品牌化、更个性化的方式出现，才是真正的产业化。而真正的产业化，可以给中国纪录片带来希望，但我非常担心产业化会走向片面的产业化，或者走向垄断性的产业化。”干超表示。
“我们需要像《舌尖》这样的品牌产品，也需要更大众的产品，还需要一些个性和艺术化的产品。只有当不同层次的产品群建立起来时，我们才能说做了一些产业化的探索。中国纪录片要建立完整的产业链，还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周艳说。
但是，在寻找产业化的过程中，中国纪录片无论如何不能失去的，是人文关怀。“比如说，我们看1993年的上海纪录片，讲民工问题的有《毛毛告状》；讲台湾问题的有《重逢的日子》；讲城市建设的有《大动迁》等方方面面。你看这些片子，就能知道1993年的上海是怎么样的，我们可以从人们的生活气息中感受到那一代的上海人内涵、精神。无论产业化走到哪一步，纪录片还是有本质的追求，不管是艺术上的，对人的关心，对社会的关注，最终纪录片还是要回到‘人’本身。”干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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