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连科作家阎连科常自嘲，自己参加文学奖评选，从来就担任陪绑的角色，之前先后入围法国费米娜奖、亚洲布克奖、塞万提斯奖等国际文学奖，呼声很高，空手而归。所以当几周前阎连科被通知10月份留出档期可能去捷克布拉格参加颁奖典礼时，他的心态反而好了很多。这次，获奖这个词终于跟阎连科有关了。第14届卡夫卡奖昨天揭晓，作家阎连科获奖，奖金为1万美元。
卡夫卡奖是欧洲最有影响力的文学奖之一，奖由弗兰茨·卡夫卡协会和布拉格市政府于2001年设立，历届获奖者均为世界级作家，他们是菲利普·罗斯、伊万·克里玛、彼得·纳达斯、耶利内克、哈罗德·品特、村上春树、博纳富瓦、卢斯蒂格、彼得·汉德克、哈维尔、约翰·班维尔、达妮埃拉·霍德罗娃和西摩司·奥兹，耶利内克和品特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昨天致电阎连科时，他正在街上散步，他说，他也是在几个小时前知道自己获奖的消息，“无论获什么奖，该干啥还是干啥，该写作还是写作。” 阎连科说，他其实对自己入围卡夫卡奖和最终获奖整个过程一无所知，“直到前几天我收到卡夫卡奖评委会的一个邮件，信中问我，如果获奖了今年10月份是否有空去布拉格领奖。我当然很高兴的答应了，但我想估计他们给每个入围作家都发了这样的邮件。”也是直到那个时候，阎连科才知道，自己“莫名其妙”的进入了卡夫卡奖评选中。
《四书》封面在对阎连科的描述中，争议性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词，阎连科说，“肯定有人会说，我能得奖可能跟争议性有关，但我想这是一种误解，就像我的《四书》没有在国内出版，但在国外出版的时候，读者也不是问你为什么没有在国内出版，而是问你小说为什么要这样写，他们关心的真的还是创作、艺术本身。”
在完成长篇小说《炸裂志》之后，阎连科还处于休假状态，“按照计划，我可能要在下半年开始重新工作，动手下一个作品。”
炸裂志2012年在香港浸会大学遇到阎连科时，他在那客座几个月，颈部套着固定器。他的朋友都知道，阎连科住酒店一定要把床垫翻过来，只能睡硬板那面。“身体对作家太重要了！”
作为小说工作者，他每天上午上班写作，下午溜出去休息会儿，过着相对闲散的工匠生活。“我的生活规律，反正就是上午在家里待着，下午出来见朋友，晚上9点钟就睡觉。上午写完作，如果有NBA，我就一定要看。到了这个年龄，可能还是过一种非常安定的生活，我经常说，过一种安定的生活，进行一种不安定的创作。”
问：当新长篇完成后，你还担心它不能在大陆出版的情况吗？《四书》就只能在台湾出版。
答：我想不是没有可能，但是现在什么也不管，先改出来，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先把自己最满意的成份写出来，改出来再说。我想由于我的写作总是面临着一种特别的关照，特别的关爱，所谓爱护你的人更多一点，那你就索性地放开的更多一点。既然这个样子了，我不会纯粹为了出版去妥协，去伤害自己。我已经达到写作最自由的境界，不会在乎被人骂，不会在乎能否出版。
问：但你寄予厚望的《四书》最后没能出来，你是否还是感到些失望？
答：没有，《四书》没能在大陆出版其实对我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打击，无非是你少了一笔稿费。如果说失望，当然你也很希望读者能看到它，但是他们看不到。我对中国的出版情况，出版的环境，文化环境非常清楚，你想要达到一种自由的境界，你就必须在出版上放弃一些东西来；你想让很多人都说好，让读者接受，批评家接受，意识形态接受，整个都能接受，那你的写作就要退守，就要放弃。
问：尽管你有写作出版上现实的遭遇，去年(2012年)的房子还被强拆了，但你并不是那种愤怒的人，是不是这样？
答：毕竟我对这个社会还是充满着希望，你心里知道它不会有特别大的改变，它不会在一夜之间黑的变成白的，白的变成黑的，但是我们总是一年一年、一天一天报着它会改变的心态。我们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了更替，这会唤起你那种改变的愿望和理想，但同时它即便没有什么发生变化，你也不会大惊小怪，即便有一点点变化，也不会欢呼雀跃。我觉得这在中国都是正常的。如果说到这本书会不会出版，我觉得其实是一件非常小的事情。
问：“阎连科”三个字本身就成了禁忌？
答：我想它其实是一种符号，并不是说你就比别人写得好，也并不是说别人写得就比我差，或者比我更不真实，或者不够现实。但是一些事情，就想落实到特殊的人物身上的时候，它会出现一些问题。我新写的小说就是要回答今天我们所遇到的问题，就是改革开放30年，中国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所谓改革开放，其实和人没有关系，都是政策的问题。这些年社会翻天覆地，但我们忽视了一个最大问题，人在这中间起到了一个什么作用？我想这恰恰是文学应该去关注的。
问：你待在北京，但写的大都还是家乡的事情。你个人的写作和那块土地还那么紧密吗？
答：每年我都回到老家看一看，你毕竟曾生活在那里，母亲、姐姐、哥哥，全家人都在村庄那块土地上。回去几天，看到听到的事情，真的回来够你写一、两年。但是你又会发现，三年五年以后，其实看到听到的，也差不了太多，也有它重复的地方。所以关键不在于你看了多少、听了多少，还是在要做个明白人，做个文学上的明白人。
问：写了那么多年，你还会像年轻时候那样焦虑吗？
答：焦虑倒不至于，但你会总发现你的写作和你此前的写作有重复的地方，发现创新的难度越来越大。从内容到形式都是如此，创新越来越难，有时候你都有一种很泄气的感觉。如果真的重复，多写一本和少写一本，几乎没有任何意义。
问：那你现在的写作到底是为了什么？
答：我现在写作，很难说为了什么，以前可能会说，为了当官，为了逃离土地，为了背叛土地。现在到了这个年龄，你能选择的其实不多了，我现在55岁，我现在能做的只有写小说。我不会说要对这个社会承担什么，要对灵魂承担什么——当然写作是有承担的——但你现在不会为了这种东西去写。很多人都说，阎连科是中国作家中最有担当的一个，但其实不是，承担这个东西有点过重。我只能写这些东西，写不了郭敬明他们的东西。
问：但我知道你的家人、乡亲都希望你别再写那样的东西，希望你安分点。
答：我会非常理解他们。但我想这是让你更痛心的，你周围所有的人确实都认为你这样不好，他们有自己的标准，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这让你极其无奈。就是在最日常的生活环境里，几乎所有的朋友，所有人都觉得你这样的写作是有问题。为什么我经常说朋友越来越少，是因为能够理解你，在文学观、世界观上，能和你相近的人越来越少。
问：既然这样，小说的意义在哪里？
答：没有红楼梦、唐诗宋词，我们谈什么五千年文化？当然阎连科和其他作家现在还不是这个系列的，但过了五十年呢？文学是慢慢深入到文化骨髓里去的。我们为什么对欧洲那么尊重，我们尊重的不是欧洲的列强，尊重的是欧洲的文化。我想小说其实也是这种被人尊重的文化的一部分。你写的只是骨髓中的一滴血、一个分子，但就是那一部分。你可能没有读过《红楼梦》，但是没有人不知道贾宝玉和林黛玉是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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