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演员杜汶泽与内地网友掀骂战事件持续发酵。曾在社交媒体上指摘“某些大陆网民野蛮”,被网友掀起一股抵制热潮,随后杜汶泽放言“有本事阻止我来内地”,令内地网友再打一针强心剂般来劲,进而发出抵制其参演的电影乃至所有与之有关的商业作品。因为杜汶泽主演的电影《放手爱》,正好在这段时间上映,赶上抵制潮而遭遇票房惨淡境遇。
本来就是一部不那么受关注的影片,票房在数字上的低落也显示不出网民的强大,反而在时光网、豆瓣上评分倒是能彰显网民力量的强大,比如在时光网上,《放手爱》曾一度被打零分,后来以3.1分成为超级低分作品。
杜汶泽以口无遮拦著称,也曾经与所谓爱国香港艺人温兆伦发生舌战,这是向网友直接发出挑衅并惹怒后者的“历史原因”,即,杜汶泽在网民心目中是与成龙、温兆伦等爱国人士相反的一种明星,作为香港艺人,他的价值观和言辞被当成“另一种人”时,就会格外招来敌人。本来价值观这种东西,既然存在就应该有同伴,但事关爱国立场和政治正确站队,即便有人同意你,此时也难出来为你撑腰。所以,杜汶泽的选择本身就像是做错了事的坏孩子,不但没人同情,还会遭来各种莫名其妙的咒骂声。
为什么有网友会卖力宣传“杜汶泽的电影《放手爱》已经上映了,也许有忘性大的,请互相提醒一下别不小心买了票,贡献了票房!”不仅仅是一种需要存在感的情绪,更是因为这是在做一件“对”的事、是一件怎么过分都不算过分的“对”的事。大家还记得曾经的“反日”吧,当“反日”成为一种潮流乃至无比正确和主流的价值观时,它所形成的裹挟力量远远大于我们的想象力,那会将平常里我们认为的冲动、冒失、过激统统荡平,只需“反”,只要“反”得有效、激烈、过瘾,至于其过程和形式是否过激和得体都不重要了。
不知道是不是碍于票房压力,《放手爱》片方5月2日回应了杜汶泽事件,称:“确实是我们选演员的失误。我们也是内地的公司和内地的剧组,对于杜汶泽的言论我们也表示极为愤慨。”这当然也是一种审时度势的态度,所谓中国人喜欢讲的识时务者为俊杰,但是片方失误的不仅仅如其所说的选错演员,还应该包括——已成定局之时再来做这种踩一脚以便来讨好舆论的事,已经失去其效用了,目的难以达到。
杜汶泽对内地网民开炮,称内地网民“自以为是”,“兜里的钱只够上个网”,为什么这样的攻击会令网民感到痛,除了杜本身是公众人物具有聚焦功能外,大概跟这样的指责谩骂刚好触及了当事人的痛点有关。不一定被杜汶泽恶言恶语攻击到的人正是此时此刻的“自以为是”或者“兜里钱只够上网”,甚至连我三年前如此或者创业失败后才如此,也会将自己归为被辱骂的对象。当“对手”可以用“广大”来形容时,这股力量在商业化的今天就成为一种共识,以及所谓真正有力量的组织和个人不得不出来表态。比如在网民的一拨又一拨的抵制攻势里,也有几个内地影视公司高层出来赞同抵制,声称自己投资的影视剧不会出现杜汶泽。
到了真正被关注的电影《人间小团圆》即将上映的前夕,舆论再次转向这部虽然仅有杜汶泽客串少量戏份的作品,抵制和煽动观众拒绝观影再次形成风浪。这是香港导演也是北上潮流中颇有心得的彭浩翔的作品,从演员阵容和宣传攻势来看,它的投资和期待回报值当然要远远大于此前的《放手爱》。所以,倘若因为“杜汶泽”三个字影响这部作品在大陆的票房收益,那么会有相当大的损失。在《人间小团圆》北京发布会之前,曾经有对持观点是,要么删掉杜汶泽的戏份,要么拒绝买票观看。直到彭浩翔正式回应称,戏不会删,但不是为了支持杜汶泽,而是为了保持完整性,而观众则被“建议遮住自己的眼睛,你们不会错过太多”。
虽然没有触及因为舆论而删戏的底线,但彭浩翔声明中称“喊卡之后,演员人生,就重归他自己,我左右不了”,意思为虽然他也不同意杜汶泽的观点,但阻碍不了。这种示好并没有得到内地网友的理解和买单,随即被网友翻出此前彭浩翔在社交网站上的言论,称其曾在facebook上攻击内地网友“有种去喝国产奶粉”,而这一言论还曾被杜汶泽转发称“而且骂你的人大部分没有给过你钱!”。如果仅仅是出于商业目的而与老友杜汶泽割席,显然作为聪明油滑之人彭浩翔做得还不够彻底和决绝。
不知道遭到抵制的当事人和受到牵连的躺枪者,有没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为什么对方那么脆弱,为什么对方竟然是一个热爱抵制的群体,为什么在抵制的过程中有如此不懈的力量和长情……作为旁观者来说,端详和理解我们这里擅长和喜欢的抵制热潮本身,并分析其产生和发酵原因,应该才是理性之举。
跟曾经爆发过剧烈冲突的“反日”不同的是,从抵制马来西亚、抵制马航等事件开始,已经有了明确的明星参与和表达,譬如陈坤就曾经鲜明地表达过:“从内心开始抵制关于‘马来西亚’一切商品和旅游。不仅仅是此次飞机失事热点关注的短暂时间,是无限期。”而这次抵制杜汶泽事件中,也有洪剑涛、冯远征、孙浩等明星的参与,歌手田震更是发微博怒斥杜汶泽:“装b遭雷劈的东西!”反对和愤怒的热浪此时已经蔓延至明星平常里只有稀松友善的字里行间。
抵制也会发生升级,从内地民众一贯喜欢的“抵制”,到这次围剿杜汶泽不再是仅仅网友的行为,一时间新闻中还充斥着明星名字。尽管明星也可以代表个体发言,尽管这几位明星不是什么一线或者具有强大号召力的那种,但从普通网友抵制,到明星发起对公共事件中表达抵制和愤怒态度,再到如今的明星主动对同行,即对也具有明星身份的个体发难抵制,这是一种程度上的递进和范围上的扩张。
我们为什么热爱抵制,而不仅仅是表达诸如抗议和反对等态度?换言之,就是要看到我们抵制的对象直接遭受损失,方才感到满足。我们又为什么热衷用轻薄的口头语言来张扬自己的反对意见,而不是用理性的态度来化解眼前的赞同或反对?我想,肯定不仅仅是源于对方过于令人气愤,或者他们真的一次次触及了我们的底限,也应该夹杂着我们骨子里的不自信和易怒因子——只有面对自身刚刚建立起来的信心,才会堂而皇之地面对异己发出格杀勿论的呼嚎,倘若你已经自信了许久或者几代人,怎么会对一次冒犯或者诛心之论就那么不在意形象地火冒三丈呢?
抵制的对象不重要,至少迄今为止发生过的声势浩大的抵制,多数被抵制的人或物并没有长久影响我们之力,而是我们抵制之时产生的狂躁和情绪,倒是成了魔和病,它们本身成了乱人心的祸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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