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91岁的文学翻译家傅惟慈逝世。对于这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来说，他能留给世人最好的礼物，是多达数百万字的翻译作品，其中包括格林厄姆・格林《问题的核心》、萨墨塞特・毛姆《月亮和六便士》、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亨利希・曼《臣仆》、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和雷蒙德・钱德勒系列等我们耳熟能详的作品。
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傅惟慈翻译了匈牙利、波兰等国的许多当代文学作品，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起从事德国文学翻译。他通晓英、德、法、俄等多国语言，并在“文革”后于北京语言学院教授英国语言及翻译课，主要翻译英国现当代作品。我们的“走近翻译家”栏目曾推出对于他的人物专访，今天带大家重温这篇专访，以追忆这位将毕生精力投入翻译事业的老人。
回望五十多年的翻译生涯，一生颇具传奇色彩的傅惟慈先生不假思索地说：“翻译就是一种游戏，一种旅行，也是一种实验和追寻。”作为文学翻译的杂家，傅老通晓英、德、俄等多种语言，翻译了多国文学精品30余部，可谓译著等身，在圈内外有口皆碑；作为翻译之外的杂家，他热衷旅行、摄影和钱币收藏，足迹遍布世界各地。让人感佩的是，尽管这位一生唯愿当作家和流浪汉的老人堪称玩家，每深究一种花样，却总能不期然臻于化境。
家住北京西直门内四根柏胡同的一个小独院，几棵不同种类的树，加之一些花花草草、石桌和石凳，占据了院落的大半，春觅嫩芽，夏去枯枝，秋天廊下望月，听虫鸣唧唧，冬日隔窗看鸟雀欢跃树梢，墙头一抹残雪，生活意趣盎然。自1951年春搬进这个院子后，他再也没有搬过家。这些年，北京的胡同差不多已有过半数被夷为平地，建筑高楼。五六年前，小院也差点就被强制拆迁，至今想来，傅老依然心有余悸，担心哪一天会突然接到搬迁的通告。“但愿这只是一个噩梦，希望能在四根柏小院里终老。”
与书结缘，阅书无数的傅老有些另类，家里藏书实在寥寥，甚至连他自己的译著也是残缺不全的。几间房间的墙上挂着他出外旅游时拍摄的照片，拉出一个个抽屉，满是他经年收藏、仔细保存的钱币，这才是他最引以为豪的“家当”。
最近他经历了一个“怪事儿”，有出版社为迎合市场，要他把按原作将要译出的书名，改成另一俗气的译名，这让他很恼火。他进而感慨：这年头，不少出版社收购废品似地廉价购进译文，然后一版再版，译者拿的却是一次性“稿费”，千字二三十元而已。
言及世事，傅老有着当下鲜见的与世故对抗的“刻薄”劲，谈到自己的翻译，却显得平静和坦然。他笑言，自己与翻译结缘，是因为“文革”前很长一段时间里，钻了“空子”。“上世纪50年代中期，国内德语文学名著译本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当时周扬找各个专业的专家一起来编‘世界文学名著’，共100多本，我一眼就相中了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因为当时中国人学德语的相对比较少，会德语的人当中又很少是学文学的，沾了这点光，所以不到30岁我就‘上来了’。”
然而好景不长，1958年“大跃进”，傅老一度翻译不下去，好在克服重重困难，该书终于如期出版，不想却兜头迎来一盆冷水，“让我不能信服的是有人贬低我从英文转译，于是我决心再译一部德语名著。那就是《臣仆》。”让他始料未及的是，断断续续地，他译完这本书就到了1965年，稿子先在《世界文学》上选载一部分，此后书稿一直放在杂志社的编辑部，直到“文革”后才得以见到天日，这一压就是十多年。
正是处在这样严酷的政治环境里，更加激发了傅老翻译的热情。“翻译外国文学，既能从大师级的创作里品味人生，又满足了自己舞文弄墨的癖好。特别是在当年一段严峻的日子里，不仅逃避了自己怯于面对的现实，且又恍惚感觉自己可以当家做主，不必听人吆三喝四了。”由是，他像一个拾穗者，把业余时间一分一秒地捡拾起来，投入到翻译中去。平日里，他把要译的书籍拆开，夹在经典著作和笔记本里，在开不完的大小会和学习中间，偷偷觑一眼犯禁的东西，思索这个词、那个句子该如何处理。《臣仆》的大部分，《丹东之死》和两个德语中篇都是这样译出的。
同期，傅老“邂逅”了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他回忆说：有一段时间，我在资料室工作，每天被困在一间屋子里整理资料、分发报纸。幸好，学校请来了一位名叫威尔逊的英国人做外教，他带来了上百本英文书，其中大部分都是英国的现当代文学。这些书存在资料室由我来登记上架。那时看到了许多以前只听说没见过，或是从未听闻过的作品，其中就有五六本格林的小说。1968年，我被安排到一个木工厂去做木工。我一个人住工班的宿舍里，夜晚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片自由天地。我能把格林的《问题的核心》专心读很多遍。
时隔十年，傅老终于把这本书译了出来。“如果有人正在遭受痛苦的话，他看到这本书会知道这个世界上正在遭受磨难的人不止他一个。”
因格林搭起的这座亦雅亦俗的“桥梁”，傅老开始放下身段，涉足国外“通俗小说”的翻译，他最看重的是美国侦探小说家雷蒙德·钱德勒。他说：我们常把钱德勒看成是通俗作家，那是我们的“一厢情愿”。美国人历来视他为与海明威、福克纳并列的大作家。傅老的开风气之举，在改革开放初期，在我国文学界对通俗文学偏见颇深的时候，就把被普遍认为难登大雅之堂的外国惊险小说引了进来，并于1979至1981年间主编了三本“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选集”，分别是《长眠不醒》、《诺言》、《一支出卖的枪》。市场的反应代表了读者的认可，50多万册的销量至今仍是可观。
多人没有想到的是，正当翻译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傅老却在古稀之年坦然弃笔，与之告别。1990年，和老友董乐山合译的《基督最后的诱惑》，几近绝响。“而今，文坛冷落，更由于翻译工作已经无法承载我追求自由的人格理想，远离许是一种更好的纪念吧。”此后，他选择背起行囊周游世界，更是重新拾起童年开始的游戏——收藏钱币。傅老以一生的行动阐释自己的人生哲学：生活好比一场牌戏，每个人都想打好这手牌，到达什么境界，那就看各人的智慧和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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