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笑过后的草根观众没意见，文艺评论家却耐不住了，在具有“文以载道”悠久传统的中国社会里，夸张点说，文艺作品要是不能达到“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基本要求，那就迹近于犯罪。草根观众这些小人物，从来就被视为文艺家的教化乃至感化对象，从近似麻木的状态中，将他们拯救出来，是所有文艺作品的共同使命。所以，揭示小人物悲催生存中的人性闪光，能得到评论家的首肯，而听任小人物继续悲催生存，只能受到抨击。在这层意义上，赵本山不受人待见，不完全是赵本山的错，只是赵本山认同的文艺功能同评论家的认同不在一个层次上。不过，因为赵本山只管用舞台形式表达自己的文艺观，而舞台表演是一种“象”，“象”中之意可以见仁见智，要一语中的，还得靠操弄话语的评论家。在这一点上，赵本山从一开始就不占据主动，因为他无法表达自己作品的“深刻内涵”，而只能听任评论家“说三道西”。面对评论家，赵本山是真正的小人物，几乎束手就擒、无计可施。
《捐助》：攀不上的“高大上”
说实在的，赵本山不是没有想过，如何同主流文化评论搞好关系，但这个偏爱小人物身上生活逻辑的“二人转”演员，真的不擅长“高大上”，一不小心，画虎不成反类犬，也是有的。在这一方面，尤以2010年央视春晚小品《捐助》，最为明显。
在以“忽悠”为题材多年之后，赵本山推出了向主旋律、高大上靠拢的 《捐助》，但其心可悯，其效可疑，社会反响非常不好。当时有人替赵本山叫屈，甚至认为源于“新浪嫉妒搜狐”而借攻击赵本山来“泄私愤”。此话当然臆测成分多了些，但也具有相当的“蛊惑力”，因为当时新浪微博势头确实大。仅就受到抨击而言，赵本山其实一点不冤，这个借小人物做正能量的小品存在太多的问题，从头到尾都是。那年我在给各地电视台大型节目部讲课时，就列出了《捐助》的九大“政治问题”。
第一，穷人捐助穷人。《捐助》的两个主角，不管是准备捐3千，但误捐了3万的，还是本来不想捐，但被人代捐了的，都是穷人，家底各只有15000元，其他财产就剩房子，房龄还比他们年龄大。穷人辛辛苦苦积下一点钱，倾家荡产地捐给了另一位穷人，这肯定让提倡慈善捐赠的人不高兴。因为今天社会上讲慈善，有点“醉翁之意不在酒”，关注的既有如何造福穷人的一面，更有让富人出一点血，使捐助成为某种“富人税”，来缓和一下贫富分化的一面。可是，小品中没见富人捐，只有穷人捐，同人们关注捐助的潜台词牛头不对马嘴。加上赵本山自己大大地富有，买私人飞机、生病住别墅疗养等，一再受人诟病，再做一个让穷人捐助穷人，而不是富人捐助穷人的节目，能不招骂？
第二，穷人因为捐助变得比穷人还穷。捐助的农民本来只有15000元钱，多摁一个零，不但自己的钱全捐了，还把亲家的15000元钱也捐了，那不成了倒贴？现在他不但没钱，还欠了一屁股债。让一个穷人变得更穷，甚至比捐助对象更穷的人，如此捐助也值得肯定？《捐助》希望穷人承担的捐助责任到底有多大？
第三，穷人被捐助。捐助老汉亲家也是穷人，指望拿这钱找老伴，结果被人给捐掉了，用2009年最流行的一个词汇来形容，就叫“被捐助”。捐助理当自愿，哪有如此强制的？赵本山要面子，明明摁错了，但要面子，不肯反悔，这没问题，是他的选择。可凭什么亲家也一定要把15000块钱投进去？不成了强制捐助？这又是当时最为公众反感的。凡在国有企事业单位和机关里供职的都有体会，遇到捐助，只给你一个通知，每个人都得乖乖掏钱，这是典型的“被捐助”。在小品里，亲家被捐助，还受到“直播”的挟持，能让对此深有“痛感”的评论家口下留情吗？
第四，救助者和被救助者倒错。捐助的是两个老人，受捐者是个年轻人，进大学18岁，刚好成人。两相比较，到底谁更有能力，谁更有未来？在小品中，两个本身有困难、能力越来越差的老人，去捐助一个虽有困难，但有能力，更有未来的年轻人。在了解慈善的人看来，这不是积极倡导，而是形同讽刺。一个人年满18岁，在法律上，就是一个有完全行为能力的、独立的公民，应该用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怎么能让比他更困难的人来捐助他，却自己成为穷人？
第五，捐赠与制度性资助的错位。今天，穷孩子考上了大学，经济上肯定遇到困难，但不会毫无办法，他可以获得制度性救助。比如，学校有助学金，还可以申请助学贷款，课余时间，也可以在学校里或社会上勤工俭学，养活自己，读完大学，这在今日大学里早已司空见惯。但在小品里，大学生从一个捐助人那里就得到三万块钱，付完四年学费还有余，如果还有其他捐助，那四年里不用任何努力就可以安安稳稳地读完大学。如此美好的前景不说是否现实，就是真有可能，这种可能又有多大？对于那么多的穷孩子来说，能够指望、应该指望吗？赵本山借慈善来掩饰穷孩子上大学的困境，能不为评论家抨击？
第六，让受助者现场感恩。当今中国慈善最为人诟病的场合，就是大事张扬地让受助者出来公开谢恩，完全不考虑受助者的感受。成熟的慈善资助根本不会要求捐助者和受助者彼此联系，更不会让他们现场谢恩。但在中国，捐助者是否感恩往往被看得很重，不少企业家也诉苦，说捐了那么多钱，连一封信都收不到，等等。他们不知道受助的孩子，宁可不要钱，也不愿意出席谢恩仪式。在小品里，赵本山不但把受助的单亲母亲叫来了，还安排她向捐助者磕头。如此安排让受助者的尊严何处安身？对穷人是什么感受，“富人”赵本山有感觉吗？隐含“夫妻对拜”的磕头情节在小品中是一个发噱的包袱，但在慈善领域中，却是让人十分恶心甚至被触痛的地方，《捐助》为什么“哪壶不开提哪壶”？
第七，拿捐助买礼品答谢捐助人送礼。赵本山为了给泸州老窖做植入式广告，极其生硬地插入受助者给捐助者送礼的桥段，这是真正的利令智昏，为了赚钱而不顾生活逻辑。受助者要有钱送礼，还拿别人的钱干吗？拿了穷人的钱良心不安，直接把钱还给捐助者，至少还一部分也好，哪有拿人的捐助款给人送礼的道理？
第八，给穷人送奢侈品。受助者送给捐助人的礼品是“国窖1573”，几百上千块钱，这么贵重的礼怎么可能由被捐助的穷人拿出来？一个自己不富裕的人捐助了三万块钱，含金量极高的三万块钱，却被受助者拿了一部分去买奢侈品，虽然贵重，但对捐助者却一点用处都没有。生活中如有捐助者遇到受助者如此相谢，一定会气得发疯。赵本山为了植入广告赚钱，违背生活常理到如此地步，还能指望“社会反响良好”？
第九，以奢侈品向穷人挑衅。人们本来指望富人捐助穷人，《捐助》 让人们的指望落空了，赵本山导演了一场穷人捐助穷人，捐完之后，变得比穷人还穷。在这样一个穷人与穷人之间相扶相助的场合，突然出现了“国窖1573”，这个代表富人和奢华的符号出现穷人场景里，又是何等突兀，这合适吗？“国窖1573”不是富人在穷人面前显摆，而是富人直接向穷人挑衅了。
相比其他人创作的小品，《捐助》有其鲜明特点：它是非常写实的，赵本山最善于把生活的细节保留和展示出来。所以，在评析时，也不能不从生活的真实出发，来追究小品在逻辑上难以立足的地方。
这个小品明显是过去时代的产物。作为一个深深扎根在黑土地里的农民，赵本山把自己能够理解的施舍、报恩、道义等收进了节目，对他来说，没问题，对许多带着传统价值观的人来说，也没问题，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这一幕，没什么稀奇。但他不知道，今日中国正在建设的“慈善事业”，是整个国家现代化事业的一部分，其中所体现的现代性包括国家对国民的责任、公民个体权利与义务、人道与尊严等一系列新理念、新做法，而这些确实是赵本山既不熟悉，更难把握，甚至在情感上尚未认同的。
本人对赵本山的欣赏之处，不在于他把二人转“绿化”了，因为“绿化”之后的二人转受到的诟病比没有绿化的更多，而在于他把东北文化那种乡土气息的东西，根子上的东西，保留下来，传播开去。比如，在 《乡村爱情》里，人们看到的不仅仅是东北式对话、故事和情节，还可以看到东北人的思维方式、说话习惯和人与人的交往模式。赵本山在保留中国乡土文化上，成就卓著，这毋庸讳言。但反过来，正因为他立足乡土，自觉保持同文化根子的联系，所以在面对急剧转型的中国社会和文化时，也容易顾此失彼。今天的中国典型地表现为一个历史进程的“连续统”，其一端是传统的农业社会，另一端则是“后工业社会”。认同于传统文化的赵本山自觉站在“农业社会”的一端，因此同“后工业社会”存在着明显的距离。在“农业社会”占据荧屏，而“后工业社会”占有话语权的当下，既为人叫好，又为人诟病的尴尬必定成为赵本山的宿命。
文化产业：有产业，无文化
舞台上的强势和话语空间的弱势，既是赵本山无奈面对的现实，也是他自觉作出的选择。听从中国农民的狡猾本能，赵本山遵循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道理，在一个“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社会环境中，拼命完成先富起来的目标，然后利用资本的力量，壮大自己的话语，最后形成了中国文化领域的奇特一幕：一个被主流评论家反复抨击的“俗不可耐”人物，却凭借自己创作的“俗不可耐”的小人物，占领作为主流之皇冠的央视春晚舞台，充耳不闻“下台”的呼声，呼风唤雨20多年，形成“赵家班”蔚为壮观的场面。如此做派在满足草根观众的需求的同时，只会让主流评论家更怒不可遏。
评论家的愤怒源自于他们对今日中国文化领域之诡异缺乏敏感，未能把握其最深刻的特征：“有文化，没产业；有产业，没文化。”凡是坚守着传统准则的作品，尽管品位不低，但市场通常大坏；而采取市场取向，不符合传统准则，则几乎都赚个盆满钵满。要媒体和艺人坚持文化使命，自然是有道理的，但难上加难，不是难在坚守之不易，而是坚守之没有意义：掌握着遥控器的草根观众按照平均8秒，最快4秒的频率，转换着频道，坐而论道的主流媒体，如果抓不住观众，再“高大上”不也形同无用功？更何况媒体从业者在服务主流之外，也要养家活口，按月支付住房按揭，文化机构本身还面临经济绩效考核，承担着上缴利润的职能。现在，要让大家选择，在有收益的“产业”与没有受众从而也没有广告商、没有收益的“文化”之间作出选择，会有什么结果还需要研究吗？依托媒体尤其是央视的营利倾向，抓住了观众的赵本山最终战胜了控制不了遥控器的评论家，只因为在物质的实利面前，纯粹的话语永远是“第二位”的。不管我们把什么冠冕放在“产业”前面，最终是冠冕跟着产业走，成为产业的卖点，而不是对产业的制约或限定。想当年，陈佩斯离开央视，从而给赵本山腾出位置，不也为了一笔经济账没有算清楚，“为五斗米折腰”的岂止赵本山！
然而，不管文化产业家如何长袖善舞，把文化产业做成了“有产业，没文化”，把艺术家做成了“艺人”，只要还在文化领域中活动，某种内在约束机制总会发生作用。缔造“本山传媒集团”后的赵本山在文化产业化方向走得更快了，但只要还打着文化的牌子，评论家就会像追逐垂死动物的秃鹫一般，盯着他不放，指望用伤口流淌下来的新鲜之血来荡涤中国文坛的庸俗。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如果有重新选择的机会，赵本山愿意背负“媚俗”十字架，再走一遍这条成功之路吗？
注：本文标题为编者所加，原标题为《赵本山：时代夹缝中的“小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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