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郭韩大战”成为电影娱乐界的热门话题。郭敬明的《小时代3：刺金时代》于7月中旬登陆暑期档不久，韩寒的“公路片”《后会无期》也接连上映，两个纵横文学市场十余年的80 后作家，又掀起电影市场的波澜。相比张艺谋、冯小刚等“老”一代明星导演，郭敬明、韩寒显得无所畏惧，因为一种新的电影文化、电影市场已然形成，这就是从2011年《失恋33天》、2012年《泰囧》以及2013年《北京遇上西雅图》、《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等影片的票房奇观所验证的，20岁上下的都市青年人成为影院消费的绝对主力军。在这个意义上，电影与文学共享同一个消费对象，这也是近些年网络游戏、网络文学与影视剧等文化娱乐产业密切互动和业界整合的重要前提。“郭韩”联袂挺进电影圈的意义还不仅仅是推高国产电影的票房，而是他们两个看似南辕北辙又赤裸裸地文化表达却应和了当下时代最主流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小时代3》“小时代”的秘密
《小时代3：刺金时代》基本延续了《小时代1：折纸时代》和《小时代2：青木时代》的青春职场故事和影像风格，四个唱着《友谊地久天长》歌曲的“时代姐妹花”，以“永远不分家”的姐妹宣言始，中间经历种种间隙、误解与欺骗等小波折，最终又和好如初。影片一开始，顾里替四姐妹租住了一个高档公寓，一间象征友谊、姐妹情的地方，这既是她们拒绝长大幻想闺蜜生活的世外桃源，也是以富二代顾里为绝对中心的童话世界，上海弄堂女孩林萧、艺术女南湘及胖妞唐宛如都是顾里公主的玩伴和帮手。与这种闺蜜空间相对的是等级森严的《M.E》公司，这是一个总部位于高楼大厦顶端的时尚界巨头，带着青春不老面庞的顾里们在这里经历着商业市场的血雨腥风和尔虞我诈，这部续集就在这种友谊的童话世界与与黑暗的成人世界之间的对抗中展开。
“小时代”的命名方式非常准确地描述了轰轰烈烈的“大时代”结束之后的状态，这是一个冷战终结、全球化开启的时代，一个只在意个人成功、家庭幸福而对国家、民族、世界等“宏大叙事”毫不关己的时代，一个可以随时穿越到古今中外却没有历史感的时代，以及只崇尚小清新、小格调而对超越性价值、理想主义、信仰冷嘲热讽的时代。出生于1980年代的韩寒、郭敬明就是“小时代”喂养起来的“新人”，而郭敬明把“小时代”放置在中国经济崛起时代的新上海。与90年代大众文化中把黄浦江西岸外滩的万国建筑群作为老上海、夜上海怀旧的对象不同，《小时代》呈现的是外滩对面的浦东陆家嘴地区，如《小时代3》的结尾处，航拍镜头中傲然耸立的、比邻而居的三座最高建筑“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上海中心大厦”和“金茂大厦”，它们和东方明珠塔一起成为上海这一国际化大都市的新地标。在四姐妹眼中，陆家嘴就是一个迪斯尼乐园，一个经历着爱情的甜蜜与背叛、职场的成功与腹黑的地方。
《小时代1》自2013年上映以来就引发价值观的争议，焦点在于影片对金钱毫无保留地崇拜和炫耀。这种从内到外都散发着金光灿灿的铜臭味既是陆家嘴所象征的金融帝国的核心机密，也是《小时代》里随处可见的公开的秘密，就像整容前文采飞扬的青年作家周崇光与整容后身披金沙、熠熠生辉的男模陆烧本来就是一个人。不过，这种金钱至上的躯壳又包裹在一个又一个稚嫩的面孔下面，从而产生一种反讽效果，从这种反讽式的错位中可以看出一代“新人”的情感症候。郭敬明总给人一种长不大的小大人的感觉，《小时代》里的人物也是如此，这是一群“不想长大”的年轻人，她们一会天马行空，一会泪流满面，一会分道扬镳，一会又亲密无间，除了一个又一个瞬间变更的布景，人物没有任何心理和情绪的积累，如同单薄的画片一样。可是，在天真、纯洁、无辜的少男少女面容背后又有一颗在资本与权力的游戏场中过于成熟、老练的心灵。
这种“我的地盘我做主”的自信中也有一种莫名的宿命感。在《小时代》的世界里，父亲、父辈是一个缺席的、神秘的隐身人。如《小时代2》中顾里的父亲是一个看不见的、只有声音的形象，《小时代3》中宫洺的父亲也是一个一闪而过的角色。这些隐身的父亲却决定、掌控着他们的生与死，就像宫洺所述为了家族的利益，父亲让自己的儿子周崇光去假死。这就是看似光鲜的富二代的命运，在他们刚刚长大或尚未长大的时候，突然要继承陡然降临的巨额财富，他们不知道也不愿意探究父辈的财富来自于何方，仿佛一夜之间中国、上海就化身为“刺金时代”，这对于还沉浸在过家家的顾里们来说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世界。在她们眼中，作为文化符号的上海滩、大上海只有两种形象，一是华丽的、盛大的“化妆”舞会，二是舞台背后的肮脏交易和利益交换。郭敬明喜欢用下雪来描述这个童话王国，这是一个冰晶的、纯洁的、天真的世界，也是易碎的、不可靠的、不可信赖的世界。
《小时代》中经常使用航拍和俯拍镜头，这些行云流水般穿梭于夜幕下流光溢彩的国际大都市的场景，来自于生活在“云端”的人们的视角。在《小时代2》的片头，走在弄堂里的林萧自述这些占领陆家嘴的新主人，“有的人从出生开始就生活在寸土寸金的顶级地段，他们的生活仿佛玫瑰花蜜般甜美而有奢侈，他们的双脚远离世俗的灰尘，他们是活在云端的命运宠儿”，顾里、宫洺们就是这个“小时代”、新上海的“命运宠儿”。这种高高在上的视野既是一种占据城市高地的优越位置，也是一种洋洋自得的心理满足。如果说顾里们这些富二代天生是生活在“金字塔顶端的有钱人”，那么对于林萧等平民百姓来说则只有崇拜和羡慕的份。因此，《小时代》中也经常出现另一种镜头语言，一种投向“云端”的人们的仰慕之情。这样两种自上而下的俯视和自下而上的仰视所呈现的场景，就是高楼大厦、资本堆积的空中优势以及高档名牌所营造的消费主义金字塔，这代表着“刺金时代”的价值观。
郭敬明经常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奇迹”是他从四川自贡的文学青年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成长为上海文化产业大亨的故事，而《小时代》不仅没有讲述这种个人奋斗的美国梦，反而淋漓尽致地呈现无需奋斗的富二代们的优雅与恶作剧。对于郭敬明来说，2007年创作的《小时代》已经无法讲述人生励志的故事，因为面对一个财富积累已然完成的时代，林萧、南湘、唐宛如只有一种人生选择，就是心甘情愿地与顾里“做朋友”，这也许是这袭华丽、空洞的外衣里头另一种隐秘的悲凉与宿命。外部的成人世界就像一座无法撼动的城堡，四个姐妹花如同时代的牵线木偶，渴望生活在一个晶莹剔透的童话世界里，这恐怕也是同样稚嫩的年轻观众愿意在影院的“小时代”里寻求情感庇护的内在动因。
《后会无期》“旅行者”的文化想象
如果说“小时代”是风卷云涌的“大时代”过去之后的梦想天堂，那么《后会无期》的“人在旅途”又意味着什么样的精神之旅呢？与《小时代》瞄准中国经济崛起的核心地带浦东陆家嘴不同，《后会无期》选择了一个偏远荒凉、人人都想逃离的荒岛东极岛作为空间隐喻。这本来是一个被现代化所抛弃的空间，可经过三个小镇青年的“西天取经”，最终变成了旅行者的文化天堂，一个丽江式的小资旅游目的地。这种从人迹罕至的荒岛到人人趋之若鹜的良田美景或许是解读这部电影的关键所在，也显示了韩寒这一不畏“王权富贵”、不怕“戒律清规”的取经人“变废为宝”的神奇能力。离家出走、远走他乡也是现代个人主义的原型故事和现代人的宿命，意味着逃离原社会(故乡、家庭)的禁锢经过一系列社会、江湖的历练最终实现人生的成长，这种去远方跋涉、探险的行为又与近代以来西方探究未知、殖民他者的想象有关，就像《后会无期》中摩托车手阿吕所讲述的旅行者号卫星冲出太阳系的故事。不过，韩寒的《后会无期》与其说是这种正面讲述浮士德式的开疆扩土的伟业，不如说更借重于60年代对“在路上”的“垮掉的一代”的文化想象。
《后会无期》就像韩寒的自叙传，他从高中退学到新概念作文大赛获奖、从职业赛车手到成为批评“体制”的公共知识分子都转化为电影里的喃喃自语，剧中的三个角色马浩汉、江河、胡生也是韩寒这一离经叛道者的自我表征。影片的英文名字是“The Continent”(大陆)，这部电影也是从最东部的东极岛横穿中国大陆抵达西部边陲的旅途。相比《小时代》对大城市、奢华酒会、欧洲旅行、高档名牌的迷恋，《后会无期》呈现了一幅并不发达的内陆中国的景观，从东极岛开始，马浩汉们来到混乱的片场、破败的小旅店、偏僻的加油站、小镇上的台球室以及一望无垠的荒漠。在这个过程中遇到三个女人、一个旅行者和一条狗，每一次相遇都充满了人生的反讽。跑龙套的群众演员周沫穿着民国旗袍和学生装，给他们讲述个人背井离乡、出人头地的成功学；朝思暮想的女友陈莺莺亲口告诉马浩汉，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兄妹，父亲不是落难英雄，而是虚伪的背叛者；文艺气质实足的江河老师谆谆教导失足女青年，而妓女苏米却用“听过很多道理，依然过不好这一生”来回应；旅行者阿吕在讲完一通为了亡妻追寻旅行者号卫星的浪漫故事之后，光明正大地骗走了他们的汽车，只有在路上捡到的阿拉斯加狗与他们相伴始终。这趟有惊无险的旅行变成对人性、父亲、爱情、友情的解构之旅，每当这些“后会无期”、不会再遇到的角色真情流露之时，下一个场景就会戳穿这种情绪的谎言性，正如群众演员周沫深情地回望马浩汉离去的汽车，枪声却让马浩汉误以为是汽车爆胎。
这些无由来的冷嘲热讽不像以前韩寒对社会现象的嬉笑怒骂，更像是一个又一个的小玩笑，除了给影片增添笑料和段子之外，不能给马浩汉们带来任何情感的波动和蜕变，恰如影片主题曲，这只是一次“平凡之路”。在这样一个略显荒诞的世界里，唯一真实的空间就是马浩汉所驾驶的New Polo轿车，正是借助这辆落满尘埃的汽车，让马浩汉、江河拥有了旅行者的身份，至于他们在路上遇到什么人、遇见什么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可以开着自己的车、走自己的路。正如韩寒所代言的这款上海大众汽车的广告语“开始你的新青年之路”、“去忠于自己，和你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这部电影虽然不是扩展版的大众汽车广告，却完美地传递了汽车广告的精髓。新世纪以来，汽车从一种社会特权阶层(有权或有钱)的奢侈品变成了都市新中产阶级的“标准配置”，这种隐藏在家里的“变形金刚”不只是中产阶级核心家庭想象幸福生活的必备品，更重要的是开车进行户外旅游变成了一种勇于探索、开拓进取的商业冒险精神。在这里，曾经在60年代作为叛逆精神的“在路上”与消费主义时代的汽车文化结合在一起，从而使得汽车这一后工业城市里的“污染源”瞬间变成一种有机绿色、亲近大自然的自驾游。与美国60年代的反叛青年对于中产阶级社会秩序及其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强烈批判不同，韩寒式的“在路上”正是中国新中产阶级自我确认文化主体的“康庄大道”。
当马浩汉把江河送到目的地，旅途即将结束之时，东极岛再次出现，根据江河的小说《旅行者》改编的电视剧改变了这座小岛的命运，曾经无人问津的东极岛变成了熙熙攘攘的旅游区。马浩汉们似乎什么都没做，甚至他们离岛远行前还炸毁了家园，可就是这种从东极岛出发的旅行者形象重新赋予了东极岛崭新的文化意义，这里不再是落后的、遥远的前现代空间，而是充满了原生态和旅行者精神的美丽他乡。在这个意义上，马浩汉们的自驾游并非一无所获，起码让他们拥有了旅行者的身份认同，并用旅行者的眼光让东极岛“旧貌换新颜”。与那种通过艰苦奋斗、把贫瘠的故乡变成人间乐土不同，马浩汉们只不过换了一双旅行者的眼睛，就发掘出远离大都市的故乡原来拥有巨额的无形资产。正如随着韩寒电影的热映，东极岛已经成为暑期旅游的胜地。这种让东极岛转型升级的秘密就是，在去工业化的后工业时代，文化旅游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支柱产业，马浩汉们无需通过生产的方式创造价值，只需要以快乐的消费者、旅行者的身份就可以拉动GDP。影片结尾处，江河带着爱人、阿拉斯加狗回到喧闹的东极岛，如果说开着汽车远行、经历无关痛痒的旅途只是这部电影的谜面，那么这种中产阶级生活的回归才解开故事的谜底。这也正是“模范公民”韩寒的另一幅面孔，作为关爱家人、有责任感的中产阶级标兵的“国民岳父”。
郭敬明与韩寒几乎同时成名于21世纪之初的新概念作文大赛，他们成为文学市场化的新宠儿。带着少年成名的“真金白银”，郭敬明开了一家文化公司，凭着出众的经营才能使自己时常占据作家富豪榜的榜首，而韩寒则买了一辆赛车，在博客流行的时代成为批评“体制”的独行侠。与郭敬明的商业成功相比，韩寒显得有些另类和叛逆，只是这种对旧体制的批评、无由来的反叛与消费主义时代的主流价值观并不冲突，他们都是这个“刺金时代”的形象代言人。《小时代》和《后会无期》分别代表着当下年轻人对于理想生活的双重想象，一个是衣食无忧、生下来就生活在“云端”的有钱人，一个是说走就走、开着新型Polo轿车的旅行者，不管是陪顾里公主“意淫”，还是跟着马浩汉自驾游，对于走进影院的屌丝观众来说都像一场清醒地白日梦。这场梦固然具有催眠效果，让“熟睡的人们”继续做梦，可是永远无法实现的“美梦”早晚也会变成“黄粱一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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